2014年9月28日

便利生活的代價



繼台灣四月的學運後,當下香港也爆出許多不符比例原則的政府暴力。近年來,政府應對人民抗議的模式開始在各國重複出現。這種模式是:政府不與抗議群眾談判,並且在抗議升溫時,對部份抗議群眾施以不符比例原則的暴力,最終以激化對立後,政府支持度降低,但執政權力無損作收。

由於同樣的方式屢次跨國出現,我們可以初步(prima facie)假設這種模式對執政者而言即使不是最佳選項,至少是相當有效的選項。

由此結果可以推知,
1.     對現代社會的執政者而言,以任何方式與抗議民眾談判造成的損失,均小於支持度降低造成的損失;而且
2.     抗爭激化之後,執政者的支持度對於執政權力穩定度沒有明顯影響,即使是在台灣這種執政者由人民直選的政體亦然。

其中抗爭激化造成的執政穩固是相當反諷的現實。由於歷史無法重來,在無法進行社會實驗的情況下,我們只能推論這種現實跨民族、跨國家存在。

可悲地是,這種現實背後的成立脈絡,其實暗示著當代社會慣用的民主制度與民眾偏好衝突,而且給予恐怖主義與武裝鎮壓在倫理學上的正當性。

首先,基於執政者的選擇總是帶來同樣的低支持度執政穩固,我們必須承認,對於絕大多數的民眾而言,參與抗議而遭受國家暴力的損失,或者受抗議活動波及而造成的生活不便利之損失,明顯大於執政者繼續執政對自己造成的損害。極為簡化地說,絕大多數人民認為便利性的價值大於正當性。

然而便利性註定只有當下執政政府可以提供,所以在便利性比正當性更重要的前提下,絕大多數人民實質上對執政政府沒有任何談判籌碼,也沒有任何實質權力,相當於被執政政府綁架。

此時,抗議者與執政政府之間的暴力衝突正當性就必須被重新檢視。在常識中我們不能容許衝突雙方的任一方造成無辜第三方的損害,但在第三方實質上身為人質時,人質受到附帶傷害(collateral damage)與否便不能成為論述衝突雙方正當性的依據[1],衝突的正當性必須以衝突雙方的要求項來判斷,附帶傷害部份則改由傷害造成者對受害者負責。

這意味著,抗議群眾在倫理正當性上可以使用的手段,其實遠低於當下任何抗議行動實際施行的手段。而且,無論抗議者與執政政府在衝突中造成如何的傷害,傷害本身都不能列為衝突正當性的考量[2]

由於傷害本身不能列入衝突正當性的考量範圍,民眾身為無涉第三方的合理性便也隨之喪失。衝突純粹變成各方之間的勢力角逐,不表態的行為實質上變成宣告放棄政治權力,最多只在衝突結束後,對傷害自己的直接來源要求賠償。

這種結論相當極端,它幾乎完全認可了暴力作為手段的合理性。不需要什麼比例原則,不需要什麼社會共識,拋頭顱灑熱血掄槍上陣便是。這在政府的體現是武裝鎮壓,在反抗者的體現則會是恐怖主義。兩種在常識與情感上無法接受的活動,就這麼被絕大多數群眾對便利性的要求合理化了。

可笑的是,在一個暴力衝突完全合理的結構下,生活的便利性在何處呢?


[1] 如果否認這點,有許多綁架案將變為無法處理,或甚至必須答應歹徒所有要求。這是無論正當性或社會現實都無法接受的結果。
[2] 這也有另一個恐怖的引申結果:對於執政者而言,最佳的抗爭處理方式永遠是無視抗爭以及武裝鎮壓;而其結論剛好符合各國執政者當下的選擇。

2014年9月1日

建構價值之書:朱宥勳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

~讀朱宥勳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
(原版發表於《人本教育札記》n.302)

正如朱宥勳的自序,以及許多業已成文的書評所述,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並不是一本以美學或文學史為選文依歸的導讀書,而是一本以小說閱讀引導讀者思考議題的專著。朱宥勳在議題選擇,以及作品討論方式上也毫不避諱地展露自己所依恃的價值,以及在衝突中自處的態度。

在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裡,朱宥勳所選擇討論的價值全是年輕人會有的掙扎。從本源身體性的性向與情愛,到精神性的理想、意志與自我認同,以至於對於社會結構,對於權威,甚至對於革命後美好世界的夢想。透過三十篇小說,朱宥勳一次次帶著讀者質疑那些理所當然的,人人掛在嘴邊的價值觀,並拋出一個個碩大如牛,難以別開眼去的問號:

為什麼情慾要被限制?人有樂觀的義務嗎?物質文明進步之後,被拋下的人該怎麼辦?在無路可出的困境裡,有必要維持崇高嗎?揭竿而起之後世界會改變嗎?人會在什麼狀況下說謊?弱者與受害者的敘事值得相信嗎?道德論述會怎樣傷害人的善良德性?壓迫呢?壓迫為何無所不在,又是如何解離人的存在意志?

甚至,當意志已然無法再承受的時候,人會怎麼活?
或者,會怎麼死?

作為一本寫給高中生的書,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的勇氣,以及作者在選材與論述中隱含的強大生命能量令人難以別開目光。我們的社會迷戀安定,迷戀一成不變的穩當木然,也因此討厭身為社會成員的人類個體陷入掙扎。社會以種種疾病、困境,以至於弱勢與時運不濟之名,將各種掙扎全都視為暫時性的異常狀態。在這種淺薄如糖果泡泡一般的價值觀之中,無家可歸是可憐的,淫亂是值得譴責的,性少數是需要被特別對待的,而窮困是可以被解決的問題。時代一定會向前走,人的瘋狂狀態應該盡量被避免,而放棄理想、放棄德性,以至於放棄生命,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至高罪惡。

而在這些對待困境的態度背後,我們的社會所讚許的人生觀,是極度否定生命力量、韌性,與多樣性的橡皮模型:
「只有那些從不落入絕望,良善從眾,理智忠實,不妄不癡的人生,才是最好的人生。」

我們之中的絕大部分,在十六七歲的時候並不相信這種扁平得噁心的價值,並且斥該價值觀為「大人們」無聊而無能的體現。正因為如此,年輕的我們得以接觸所有可能的掙扎,在裡面疼痛與哭,比大人們更真實地活在生命的風景裡,直到我們長大畢業,工作並且生活,在還來不及思考,體會得還不夠多的時候,突然變成了大人。

通常,我們就此放棄了過去的自己,把青春年少時的掙扎當成已然不再的陣痛;然而同樣長大了的朱宥勳卻還記得陣痛的模樣,並且以十六七歲的少年所不能有的精巧與熟練,如針頭一般挑破糖果價值觀的淺薄泡泡,為青春時代的自己以及爭執青春的高中生們,講述那些掙扎陣痛的原因,以及每一種陣痛背後分別碰觸到怎樣的本質衝突。

而在藉由每篇小說正視著每種青春掙扎,面對並檢視著每種疑惑的過程中,朱宥勳更以文學閱讀的方法點出小說與現實生命交影之處,解釋困境的歷史與社會背景、角色落入困境的原因、一般社會對該類困境與該篇作品的常見看法、常見看法的詭異之處等等,以此在讀者面前示現一條條思考與感受的出路。

那樣的引領是一種走下講台的溫柔,是讓每個徬徨並懷疑過的高中生明白作者也曾經與他們一樣;是讓掙扎著卻無路可依,一切疑惑都無人搭理的青少年讀者擁有對話的對象,從而明白自己對世界的疑惑,以及生活中的矛盾不但毫不奇怪,甚至比起看似平靜老成的社會之海,更接近生命與德性的本質。

那樣的引領,能讓正處掙扎之中的人得到力量,不妥協不退縮,並在日後的人生之中繼續挖深,體驗並思考生命的每一種可能性。

也許就是因為這溫柔勇氣下的引導,朱宥勳敢將〈山路〉、〈將軍碑〉以及爭議度極高的《蒙馬特遺書》等數篇因閱讀難度或政治複雜度較高,而不常被引介給中學生閱讀的小說作品毅然編入本書。朱宥勳在每一篇文章裡對讀者露出堅定的微笑,與讀者一起從這些尖聳欲墜的山巔看向生命最大的可能性,讓讀者明白正面面對的勇氣遠比逃躲延遲的安寧更為重要。

並由此,鼓勵讀者像作者一樣,勇於挑戰那些繁瑣而淺薄的價值,裸露雙腳立於大地之上,驕傲地說出自己是誰。

在這二三十年中,我們的國家快速地走過許多象徵自由的巨觀變化。乍看之下,我們能閱讀的資訊,能談論的主題,能選擇的人際關係與工作型態儼然已是一個自由國度;然而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卻都明白:琳瑯滿目的觀點與不受限制的言論並沒有讓生命的可能性增加,反而讓絕大部分的人放棄了討論,甚至放棄了傾聽自己聲音,砌築自己人生觀的可能。

而從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初版一刷至今,我們一起經歷過了太多事件。在這些事件裡我們以論辯彼此攻訐,用閱讀與呼號號召同志,捍衛立場。在事見與衝突裡,我們忽然擁有太多言之成理的價值、太多跨越主體的情感、太多的希望與絕望,以及在這一切背後,每個人心中那巨大的猶疑不定。

在長久的威權之後,我們終於能夠說出聲音,能夠行動了。
但,我們是誰?我們真正想說的話,真正想成為的人,又是什麼呢?

巨大的解放與巨大的徬徨已經發生;在那之後,還有更大的徬徨要來。現下的十六七歲,以及五年、十年後的十六七歲青少年們,所面對的將是一個沒有牆壁,但也沒有地板的國度。一切能被談論的道德、意義,與人生觀如今都已過時空泛;為了在未知的海浪裡行走,除了擁有自己,不斷地嘗試與傾聽之外,沒有別的方法。

但嘗試與傾聽畢竟需要勇氣,需要比在困境中掙扎還要更大的生命信心;而建立自我價值的過程中,也需要許多閱讀與溝通作為範例。對此,朱宥勳用三十篇小說與三十篇自己的評述,編撰了一本早該出現,卻在過去從未出現過的範例書。

在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之後,也許會有許多類似的,以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向年輕人對話的書。我衷心希望這樣的書出現,衷心希望我們這輩尚未老去的,彼得潘一般的大人們,以及下一代、下下一代正要長大的青少年們,能夠在這充滿希望與絕望的時代之中找到堅恃自信的生命價值,各自捧著自己的寶石向前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