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台上，白色士兵問我這班車有沒有停台北。
他一起上車坐我隔壁，從袋子裡拿出法國麵包，輪流塞進嘴巴的左右兩側
屑屑掉得滿地都是，半個車廂的目光全都在列車的振動裡看著。「所以你真的不能吃正前方的東西，」我一邊問，一邊面對著他的中心伸出指頭
指頭深入他的喉嚨，他嫌惡地抽出來撥開，但我又伸進去一次
「我要去河的對面，最遠的地方」他按耐住眉間的惱怒，露出鴿子的眼神望向窗外的盡頭。在那裡，他可以成為主教，或者女王。
女王的事讓我納悶。這跟性別無關，而是我對於現在哪個女性比較紅全然失去了印象。如果變錯了會很糟糕，而且你無論如何都不能在信義路上斜著走，也不能從重慶南路一路滑進重慶北路，會撞車的
「可是我要過河，」他說
「我一輩子就是為了過河。不能過河，我就什麼也沒有了。」
他的眼睛像鏡頭變焦一樣越來越平，眼神越來越遠，彷彿在那條他毫不知悉的河流對面可以了然一生。
我沒有見過那麼清澈的願望。清澈得如同整座列車都活在虛假裡，而河邊的城市變得怎樣都毫不重要。
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天真，那會淹沒我的日常。在窒息之前，我用力打開門將他踢下軌道。
底下是淡水河。士兵的底座很重，掉進水裡的時候碰出巨大的圓形水花。
所有乘客圍繞著我，因我誠實面對自己的勇氣而鼓掌，將手中僅有的物事送給我作為禮品。我提著大包小包的胡蘿蔔、芹菜、小說、模擬考試題以及樂透彩券下車，走上樓梯對面的轉運站。
回家開門的時候禮物卡住我不能走動。鄰居幫我回收了書，一起對完了所有彩券，就像意料中的一樣沒中。
我們互道晚安，打開門回到自己的家。
晚餐吃胡蘿蔔沙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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